什么都想写一写
相信万物皆是神迹

小阳春

  我从辛辛那提回到扬州,是在1977年的十一月。那是一个小阳春,是一个乍暖还寒的冬天,也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时代。

  一场又一场的拨乱反正,让革命热潮随着空气一同冷却。

  到了口岸,又在长途巴士上颠簸了一两天才到扬州。太阳悬在枝头上,晃晃悠悠从玻璃窗外射进来,白得耀眼,让人想起初春时节,真是一个标准的小阳春。

  答应好来接我的是高中时候的班长,他和老三吴志远在那时候算是我的铁哥们儿。记忆中班长家境很好,他爸开了个纺织厂,三大改造的时候被赎买收归国有。他衣服总是时兴的款式,腰板挺得直直的,理着板寸,是学校里数一数二的帅哥,而且弹得一手好钢琴。一放学就让我和吴志远陪着他回家练琴,每到这时候他家对面那条街上就总是聚集着慕名而来的女生们。我们当时对着他开玩笑,你王庆生凭着你这脸和手,唬了多少年轻小女孩儿,走路要注意点儿,小心哪个急眼了挠你。

  这么一想,从分别到现在,也快十二年了。

  我在站厅里找了半天,最后才堪堪在人群后排看见了写着我名字的白纸。走近一看,似乎是个老人。我一瞬间有些失落,本以为一下地就能见到庆生来着。老人穿着一身残破的绀青色中山装,头顶稀稀疏疏绕着一圈黄褐色的头发,两只眼睛深深地塌进眼窝里,脊背也佝偻了,我在他面前停下。

“您好,我就是郭黎,不知您是王庆生的令尊还是……”

  我主动弯下身子,拢了一把风衣外套,朝他伸手。

  他直到这一刹那才看见我。就在这一瞬间他原本灰翳着的眼里开始泛起一点点的光,然后交汇,聚合,像是又什么东西霎时烧了起来,就在他的瞳孔里。

他  一把握住我的手,而后那眼睛里晶亮的东西也扑簌簌掉下来。就在那一刻我看清了他那双手,那双曾在琴键上翻飞的手,那双我无比羡慕的白净的根根分明的手指上,没有指甲,布满了老茧。

  “郭黎,是我啊!我王庆生啊,你的老班长,忘啦?”

  一丝寒意“腾”地一下从脚底升起,鸡皮疙瘩在刹那涌遍全身。

  分明是小阳春来着,却突然有股冷气直往心里钻。

  吓,时间,真是个怕人的东西。它把那些青春的、美好的、朝气蓬勃的统统擦去,再一锤一锤地把那些衰老的、愁怅的、遗憾的、痛苦的凿进来。

“你还真是没怎么变,瞧这呆子样。”他半开玩笑似的踮起脚拍了拍我的肩膀,脸上的泪珠还没有擦去。

“老了啊,大家都老了。”我有些不忍心看他。

“哪里的话,你反倒比以前那呆头呆脑的模样更精神了。瞧这洋大衣穿的,还有这皮箱、皮鞋……”他挠了挠光秃秃的前额。

“你这手是?”我不知道怎样措辞才能够委婉一些

“你小子有运气呀,还好你爹妈在六五年带你走了,不然你今天也是我这副样子。”他紧紧地勾住我的手腕,“成分不好,坏分子。”他点了点自己,又接着说。

“家给抄完了,这腿呀腰呀啥的也都给打弯了,指甲也给拔了。”

“革命结束,还准备弹吗?”

“琴都没了,手也坏了,还弹个啥。咱现在弹棉花到还可以,现在在纺织厂里做工,咱一样在白玩意儿上弹。”

  我没继续这个话题。

“咱爸呢?”

“打成走资派,天天放到公审大会上挨批斗,受不住,第二年春天跳楼了。”

  他说这话的时候只有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,但并没有什么情绪,整个人好像已经麻木了。

  我们沉默了片刻,他带着我吃了顿中午饭,是一碗扬州炒饭,米粒金黄饱满。

“老三呢,他怎么样。”我接着开口。

“他呀……”王庆生的脸有些扭曲起来了,他咂咂嘴,“我主动找过他几次,后面运动开始就没联系了。这小子有出息,当官了。”

“真的呀!”我很高兴,这是我在这里听到的第一个好消息。

  我们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,直到天快黑了,猫儿从巷子楼里窜出来寻食,几只乌鸦在头顶呕哑地嘶鸣,火烧云铺满天。

  王庆生没再和我多留,他还得回厂子里上夜班。我说之后也不用他带着了,自个儿转转就成。

  或许是聊天的过程里讲了挺多那时候的事儿,转悠着转悠着就去了以前的高中,红砖砌的外墙照旧伫立在明媚的日光里。墙壁上还刻着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,血红的字就像渗透进了砖面里,被擦洗过,但仍旧看得出来痕迹。我走进去,校舍里的蒿草长得直有半人高,成片成片的小飞虫被我的动作惊地飞起来,曾经那些个女生总爱在这块儿跳皮筋。

  蒿草被风吹得直摆头,隐隐约约透出一些后头的水门汀。那儿摆着个板凳,板凳上似乎还坐着个人。

  我再凑近些,才发现原来不止一个人,板凳旁还靠着一个。我越走越近,直到能看见坐在板凳上那人的脸。

  记忆中某些零碎的片段突然被唤醒,靠在那椅子上的正是校工,柳大娘,我们也叫她柳妈。

  可以这么说,如果没有她,我们仨的高中是万万读不下去的。男孩子青春期都邋里邋遢,而且还很皮,衣服不是这边破就是那边脏,活像个拾荒的,更何况我们还是最皮的那一类,王庆生还好,尤其是我和吴志远。她本是烧锅炉的,有次大娘看吴志远的衣服连型都没了还在穿,都快成了条破布,问他为啥不买件新的,吴志远家里穷,支吾着不开口。她最后实在看不过眼,就让我们仨把衣服拿来给她补洗。后来就成了习惯,而且每个月还给我们带点自己做的糕饼,什么蟹壳黄、萝卜糕、艾草糍粑……那时候除了王庆生能天天回家,我们俩都住在学校,每天吃点儿馒头配咸菜垫肚子,柳妈做的糕点可以算是珍馐了。

  她怎么还在这里?柳妈从前头上的橘黄色头巾不见了,零星有几绺头发搭在头皮上。她还像以前一样喜欢坐在水门汀上休息,只是现在她的脑袋耷拉下来,肩胛凸起,眯着眼小憩。被老年人散发出的沉郁气息包围着,可并非是衰朽和凋零之感,而是走过八千里路云和月之后的沉静。

  这十年,太冰冷了,人就在这封冻之中悄无声息的衰老。

  看见我走过来,靠在一旁的男人动了动。那是个灰头土脸的男人,看不出年龄。

  “你找谁?”他一瞬间有些紧张局促,但仅仅只有一瞬间,又靠回了柳妈旁边。

  “我是从前的毕业生,想回来看看。”

  他听见这话,抬头上下打量了我一眼。

  “这儿现在一铺狼烟的……”他说话有很重的扬州口音。

  “不妨事,你是柳妈的儿子吗?”

  “不是,我就住在对过那村儿,看她一人孤苦伶仃的,每天过来帮帮忙。”

  我这才想起来,就算在以前,我们也从没有见过柳妈的男人和孩子,甚至我们都在潜意识里认为,她是个寡妇。

  “咱们这儿就这么废弃啦?”我看着时间还早,想和他聊会儿,一屁股坐在台阶上。

  “是呢,革命闹得凶,学校啥子都了戏了。”

  “能跟我说说吗?我前些年不在这块儿,离开很久了。”

   他意味深长的看了我一眼,半晌才开口。

“还能咋样,一开始刚闹起来的时候都以为跟自个儿没关系,后来慢慢地县里中学也闹起来了,然后就到了隔壁村儿,红卫兵一批批的来我们这儿动员。学生里有几个也开始闹了,都是那些平时看起来不声不响的,闹起来才叫凶。”

  老师上课他们就在底下记笔记,哪句话说错了,直接就被他们拎出去跪着;还有的轮班儿守在教室宿舍里,听老师说的梦话。最扯的是,有个教语文的老师,饿得不行,没饭吃呀,做梦喊了声‘鸡蛋’,就被带出去挨批斗,说是走资派。从此以后学生们也就都不上课了,天天逮老师,就跟捉小鸡似的绑起来。喏,就这块儿水门汀上,跪一排,跪一天。后来有几个受不住了,给学生磕头,往脸上写‘狗崽子’,挨了几通打就放回家了。还有一个骨头硬,硬生生给学生们用砖头打死了。后来老师都给批完了,就开始批校工,第一个逮的是财务室的会计……”

  他讲到一半被打断了,有同村人在门口找他问事情。

  我对财务室的那个会计还挺有印象的,比我们也大不了几岁,高中刚毕业几年,就被分配到这儿来。鹅蛋脸、斜刘海儿,五官端正秀气,说起话来柔柔的,典型的南方女子。下雪的时候我们都爱往她那儿跑,她的家乡在扬州以南,冬天是不会有这么冷的,所以她买了个小碳炉搁在办公室里,就算窗外大雪纷飞,屋里照旧暖洋洋的。每当看见我们几个小皮猴进了她的办公室,虽然她总会眯起眼来笑嘻嘻地嗔一句:“小赤佬。”但总会给我们倒上杯热茶。她是这样暖洋洋的一个人。

  柳妈低垂着头好像在做梦,芦苇摇摇晃晃。

  男人不多时就回来了,拍了拍裤子又坐下,颇有几分说书人的范儿。不过好像真是这样,我这个异乡人,听着故土十年前的故事。

“说到哪儿来着?”他问。

“王会计,她后来怎么着了?”

“哦?你也知道她名字。那时候革委会的带着一大帮人把那会计室围住了,说她瞒报私藏,损害公有财产。”

“怎么会?她看起来那么单纯一个人。”我有些激动。

“我们当年也觉着奇怪,但都不敢站出来问一嘴,怕引火烧身,就看着革委会那帮人胡闹。后面来了个小干部,姓王还是吴来着,长得贼眉鼠眼的,看她嘴那么硬就出了个主意,让红卫兵轮流换班审她,不让吃饭睡觉,审了整整三天才收队。”

  那个小干部我也有点印象,算是她从前的追求者吧,天天粘着她,我们都喊他“鼠人”。

“那她现在怎么样,住哪儿啊?”我以为她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

  男人没说话,沉默了半晌,只有飞虫在芦苇丛里嗡嗡地飞。

  他指了指天上。

“经过这事儿她也算是有污点了,学校里头的人都绕着她走。后来某一天早晨,她醒来发现自己头发被铰了,屋里头钱呀啥的都给翻光了,后头查出来是几个女学生干得。他们年纪差的也不多,几个小妮子嫉妒人家。唉……你还记得她有个当兵的对象不?”

“记得,她这么些年来都在等他退伍。”

“是的呀,那些娃娃心眼坏,钱啥的拿都拿了,头发剪都剪了,还把人对象写的信烧了,一点儿念想也没给人家留。”

我仍不想把事情想得太坏:“那他对象最后回来了不。”

“没有,她走之前已经在大城市跟别个女孩子订婚了。唉……一点儿念想也没有。出了那几个女学生的事之后没过几天,柳妈在塘子旁边洗衣服,就看见那冰面底下冻着个人,叫我们这几个男孩子过去,凿开来一看,就是她。革委会的过来看了一眼,写了句畏罪自杀就了事了。”

“真是自杀的?”

“遗书在她屋子里头。”

  那样暖洋洋一个人,死在了扬州最冷的冬天。我想起她是顶怕冷的,忽然说不出什么话,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哽住,上上下下的打着颤。

 

  他问我还有啥想听的,我突然想起王庆生提过的老三来。

“你认识吴志远吗?”

  他听见这个名字明显怔楞了一下,过了几秒钟把头偏转到一遍,没有看我,说道:

“哦,他呀。当然认识。”

“那你应该和我们是一届的吧,你叫?”

“不,我是下一届的。”

 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,不过据他所言,应该是在我走之后才入校的。两个互不相熟的陌生人,又经历了这么一场人言可畏的白色恐怖,他不愿说出自己的名字,也是合乎情理的。

“我和他还有王庆生,从前关系好得能穿一条裤子。”我的嘴角牵出一抹笑,淡淡的。

我说的可不是假话,是真事儿。那个时候我和吴志远家里穷,一人只带了两条裤子,遇上黄梅时节,经常干不了。王庆生看我们穿着湿裤子,就把他的裤子拿出来给我们换着穿。

“我下火车就见着王庆生了,他变得可多。”我接着说。

“他家也惨,爷爷那辈儿是逃难的,来了扬州,他爸差点没饿死,靠着挖野菜根活着。‘宁汉合流’之后,国民经济建设运动,到处都缺煤,他爸就进了煤厂,一路升迁。有了点小钱,建国之后开了个纺织厂,‘赎买’之后都交给国家了。再加上他爸又时不时接济点穷学生,其实也算不得什么大富大贵。运动开始之后,没想到那几个穷学生反咬一口,写大字报到处贴,他家就被上面抄了,一切资产查封。他们家现在死的死,疯的疯,只靠着他一个人在棉花厂当工人养活他的疯娘。”

  我又想起了从前他坐在钢琴前意气风发的样子,还有那双被拔了指甲的手。

  他用手抹了抹眼睛,我低下头,半晌才说话。

“那吴志远呢?”

“他,他不是什么好人。”

柳妈动了动,他替她拢好了衣服,继续说。

“那会儿柳妈经常给我们这些个学生做糕点,材料不够,就只能做些粗陋的,但样式依旧很精巧。我们都很好奇柳妈的来历,再加上从没见过她有什么亲戚往来,永远孤孤单单的,就更加奇怪了。后来吴志远他爹妈从上海过来见他,柳妈给他们做糕点吃,他们吃着觉着熟悉,进厨房一看,你说巧不巧!柳妈原来和丈夫就是在上海开了家糕饼店,好吃不贵,名声很响。”

“那她怎的来扬州了?”

“这就是关键了。吴志远他爹妈从厨房出来就把吴志远拉走了,三天之后他才回来,回来的时候就成了红卫兵小队里头的学生干部了。”

我脑子里忽然蹦出来老三干黑瘦小的样子,他并不怎么引人注意。

“原来柳妈丈夫是那边的,白党,解放战争的时候死了,是人民战犯,本来有个女儿,在她爸死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得了肺结核,也死了,就剩下她一个人。吴志远靠着举报她给提拔了,他家出身也好,是农民,高中毕业就调到政府里头去了。”

“柳妈怎么样?”

  他伸手摸了摸柳妈稀疏的头发。

“幸亏那时候文革快结束了,没挨什么打,只是学校这边把她辞了。她六十多快七十岁的人了,做糕点收入又少又不稳定,只能找了家饭店当洗碗工。”

  他指了指柳妈的手指,蜷曲在一起。

“水冷呀,天天泡着,得了风湿。我们几个学生等到结束之后才敢把她接回来,但她好像已经记不得什么事了。”

  我回头看着柳妈,在我们讲到一半的时候她已经醒了,睁着浑浊的眼睛。

  她用手指着我,张开已经没了牙的嘴,像个孩子一样发问:

“你……你是谁呀?”

  男人接话:“她也是你从前带的娃娃。”

  我叫了声:“柳妈,是我,郭黎,回来看你了。”

  她似是有些耳背,没有听见,兀自说着:

“娃娃好,娃娃好,娃娃长大了。”

  她用蜷缩在一起的手指划过我的脸颊。粗粝的触感,让我一下想到了时间、痛苦、深渊、遗憾、失去……这么些东西杂糅在一起的感觉。

  她笑起来,不一会儿又哭了,向身边的男人叫喊:

“我自己的娃娃不见了!”

  男人低声哄着她:

“娃娃在呢,我就是恁娃儿。”

“圆圆,我的好圆圆,不像你爸说走就走。”

  我听到这里不忍再听,朝着男人挥了挥手向门外走去。

  太沉重了,像是不会凫水的人猛然听见落水者的惊呼,无所适从,只能随着他一同窒息。

  太阳明晃晃的,踏出院门之前我又再次回头。十二年前这里还不是这副蒿草遍地的荒凉样,女学生在这儿跳皮筋,皮猴子们爬上香樟树,小王会计永远带着笑,空气里充满柳妈做的蟹壳黄的味道,我突然明白,原来那就是生命的模样。

  一个灰头土脸的男人和一个混沌的老媪坐在夕阳里,这次没有蟹壳黄的香,隔壁厂子里的汽油味是一张巨大的网,束紧了整个小院。她低垂的头和凹耸的肩胛骨,埋在男人早已范黑的尼龙工作衫里。男人在唱着,“十一小阳春耶……”

  我仿佛回到了半个世纪之前,透过蒸笼白茫茫的蒸汽,朦朦胧胧看见他们一家的样子。现在,她将永远置身在另一个时空中,世界对她来说不过是身外之物,她的内心再不会因为任何波动而痛苦。

  出了门,正好碰见个从前相熟的大伯。看到我回来,他寒暄了几句。

“见着吴志远了吗?”

“还没见着呢!”

“这小子,中午还在呢,奇怪。”

“您现在是准备?”

“我给他送饭去,他现在每天守着那个柳妈,心里觉得对不住人家,早早就退休了。”

  我抬头向上看,太阳悬在枝头上,白得耀眼,真是一个标准的小阳春呢。

  从前那三个人,会在这个天里奔上山坡,几粒花生米作伴,眺望着远处正建起来的大烟囱,向往未来的模样。那时候风吹过塘上的芦苇荡,扬起我们的头发,远方有初生的太阳。

  而我们立在风里。

  这荒唐的十年包藏在每一个渺小的躯壳中,多少人再也见不到明天,而活下来的我们,又该信仰什么,又该在何处落脚。

  这是一个乍暖还寒的小阳春,我拢紧了大衣,踏上了返回辛辛那提的飞机。

  还会有人记得吗?我们经历了什么,过去的、现在的、绝望的、遗憾的……

  残冬行将消逝,春天恍若来临。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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